烟台晚报

　　广东惠州三家电池厂上百名工人因长期接触重金属镉患上职业病，已有3名女工死亡，1名女工生下的孩子全身乌黑。早在2004年8月，惠州市政府就与厂家达成协议，今后不论多少年，镉超标和中毒工人的权益都会得到保护。两年过去了，所谓的权益保护看起来更像是一场骗局，女工们不得不一次次走上法庭。

　　女工得肾病死亡

　　2006年1月，打工妹付洪琴死在了自己的四川老家。临死前，她给妈妈的遗言是：“我真不该进那个厂，我进那个厂好苦啊。”19岁那年,付洪琴来到了惠州先进电池厂，当了一名女工。2004年5月份，付洪琴的双腿肿了起来。当地医院说是急性肾炎。付洪琴请假回到了四川老家，检查结果是肾功能不全，慢性肾早衰。付洪琴慢慢变得行走困难，还出现骨质疏松的症状，排泄不出去的毒素开始侵蚀她的皮肤和其他器官。

　　刘红妹在这家电池厂也干了近10年，她告诉记者：从脚到大腿全是肿的。今年1月份，付洪琴死亡的消息传到广州，8月份之前又有两名女工也相继死亡，这让刘红妹和其他工友感到非常惊慌，时常会抱到一起失声痛哭。刘红妹告诉记者：“现在死了三个人。有种感觉，好像很快就轮到我们了……”

　　就在先进电池厂的电池女工们感到不安的时候,惠州超霸电池厂工作的谭玲，也在一次例行检查中被查出肾有问题。谭玲告诉记者,“尿里面蛋白尿和血尿太高，医生说再不治疗就没命了”。谭玲被告之，她的肾小球开始硬化，而这正是尿毒症的先兆。谭玲在超霸电池厂工作了近10年。

　　生下女童全身乌黑

　　周华琼也是电池厂的女工，女儿柔柔一落地，她就吃惊地发现孩子跟其他婴儿完全不一样，孩子全身乌黑，脸部还有血管瘤。周华琼告诉记者：“刚开始生下来是乌黑乌黑的，只有肚子是白的”。记者看到柔柔的皮肤呈现一种类似淤青的黑色。柔柔已经两岁了，周华琼带着孩子去了很多家医院，但医生都不知道这个小女孩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

　　中国首起镉伤害纠纷

　　付洪琴、谭玲、周华琼，她们来自不同的乡村，都在惠州的电池厂里打工。她们所在的工厂都生产一种镍镉电池，所以在她们工作这些年里，一直都与一种粉红色的粉末―――镉粉接触，但女工们并不知道镉粉是一种对人体非常有害的物质。

　　镉是一种重金属，它通过呼吸道和食道进入人体后，主要伤害就是肾器官和骨头，而且这种伤害是永久性的。

　　2004年的夏天，经过广东省职业病防治院的诊断，177名电池厂工人体内镉超标，有的人超标几十倍，2名工人达到了镉中毒的程度。由于目前对镉还没有特效药，女工们很多都出现了腰痛、骨痛和早衰的情况。一时间，电池厂女工与电池厂家矛盾尖锐起来了。

　　协议只是缓兵之计

　　惠州的超霸电池有限公司、先进电池有限公司以及深圳的捷霸电池有限公司都先后爆发了镉伤害职业纠纷事件。

　　超霸电池是一个著名品牌，在惠州市，它还是当地电子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和纳税大户。这次纠纷惊动了惠州市政府，市政府召开新闻发布会，记者问时任惠州市副市长许光：“如果真有工人排镉需要很长时间，会管他30年吗？”许光副市长表示：“会，不管是多少年限，我们政府将督促企业要永远地把它搞下去”。三家电池厂的法人许永新也表示：“法律的责任我们是全部承担的”。

　　新闻发布会后，先进电池厂很快关闭了。超霸电池厂关停了镍镉电池生产线。女工们和厂家的矛盾却反而一再升级。刘红妹告诉记者：“这是一个骗局，就是骗了我们离厂后就什么都不负责了”。

　　市政府与电池厂商达成的协议之一是，镉超标者的指标没降下来之前，厂方不得解除劳动合同；但工人有权和厂方解除劳动合同并索取适当赔偿。包括刘红妹在内的大部分女工都选择解除劳动合同。

　　刘红妹说：那时候我们听到这个镉的消息之后全都哭了，以为几百个人会马上死掉。因为医生说没有药。女工们惊慌未定，而电池厂方要求必须在3到15天内做出决定。大部分女工最后选择和电池厂商解除合同，她们一次性得到了从3000、8000、20000元不等的一次性补偿金。周华琼拿到了8000元，解除合同。从惊慌中缓过神来的女工们，很快意识到，仓促解除合同是一个非常不明智的决定。2005年65名女工第一次联合起来向法院要求恢复劳动关系，但法院没有立案，女工们失败了。

　　惠州市政府与电池厂商达成的另一条协议是要严格按照《劳动法》处理，保护镉超标和镉中毒的员工。超霸电池厂的谭玲本来可以在这条协议下安枕无忧，可事态发展急转直下。谭玲本来就是镉超标，又加上手臂工伤六级，本来按《劳动法》规定，就不应该解除劳动合同。今年5月谭玲出现了肾小球硬化的严重问题，超霸电池厂得知此事后，以无故矿工为由，单方面解除了劳动合同。谭玲立刻申请了劳动仲裁，但仲裁庭却判解除劳动合同有效。

　　电池厂女工们并没有放弃，既然不能恢复劳动关系，女工们决定为自己要一个公道的健康赔偿金。2006年上半年，224名女工联合起来，再次把电池厂商送上法庭，要求每个员工补偿25万元。法庭认为没有法律条文支持对可能出现的疾病进行赔偿，判女工败诉。但刘红妹告诉记者，虽然两次都失败了，但她们还要打第三次。

　　2006年11月，146名女工们第三次跟电池厂商对簿公堂。这一回她们找到了中山大学妇女法律援助中心的鲁英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