鼻息肉病的发病机制

鼻息肉病的发病机制仍然是一个模糊的问题，在1930s，由于发现嗜酸性粒细胞在鼻息肉中高浓度的聚积，导致流行的观点是鼻息肉是与变态反应有关。这种观念为所有的内科医生所接受，直到80年代，研究发现鼻息肉实际上与变态反应并无关联。
1989年，Perkins发现一些鼻息肉病与内源性哮喘有关联，他认为鼻息肉与变态反应性疾病之间并没有因果的关系[18]，这一结果与其他学者的发现相似。Settipane和Chafee采用非内窥镜技术检查了6000多名哮喘或变应性鼻炎的病人，发现13%的内源性非变态反应性哮喘的病人存在鼻息肉病，仅5%的变态反应性哮喘病人存在鼻息肉病[19]，DrakeLee和Pitcher-Wilmott发现200名进行了鼻息肉切除的病人身上根据病史、RAST和皮肤实验并未发现变应性炎症增强的证据[20]。以后的研究还发现，在鼻息肉病的人群中间，并未见到变应性疾病发生率增高的证据，因此Slavin认为变态反应并非鼻息肉发病的重要原因[21]。
鉴于典型的鼻息肉位于鼻腔外侧壁的筛窦内，而较少发生在中鼻甲的内侧，或来自于蝶窦区域，Stammberger认为[22]，在鼻腔、鼻窦狭窄的裂隙里，不管是处于何种原因，导致了粘膜的接触，形成接触点（contactpoint）后，就会使粘膜纤毛流动紊乱，粘液的运动就会因此而停滞，导致粘膜水肿和鼻息肉病的发生，鼻中隔偏区、钩突肥大、中鼻甲反向弯曲等解剖学变异容易在额隐窝、筛漏斗和侧窦，以及中鼻甲与筛泡之间的裂隙形成接触点，因此解剖学的异常是鼻息肉病发生的重要原因。
Ogawa提出气流动力学对鼻息肉的形成有影响[23]，在单侧鼻息肉的病人或鼻中隔偏曲的病人，鼻息肉在偏曲一侧形成的机会是凹陷后气流加大一侧的2倍，按此理论，中鼻甲附近气流通道的变狭窄导致了Bernoulli现象，所形成的负压将炎症的粘膜吸吮出来，形成鼻息肉，但这一解释并不象鼻息肉发生的初始机制。鼻息肉与临近的鼻腔外侧壁的粘膜相比，具有不同的组织学和生物化学组成，这是气流动力学所不能解释的事实，鼻息肉的病变不能代表鼻粘膜简单的水肿，特异性的鼻息肉内没有真正的中鼻甲和下鼻甲中常见的浆液、粘液腺体，而鼻息肉中最显著的细胞是嗜酸性粒细胞和肥大细胞，具有比在中鼻甲和下鼻甲中大得多的浓度[9]，
现在认为，鼻息肉病并非为单一发病因素所引起的疾病，研究表明多种因素，如遗传因素、免疫缺陷、纤毛功能障碍、Young综合征、阿斯匹林不耐受、Wegener氏肉芽肿等均与此疾病有关[24,25]。目前，得到多数学者认同的是Tos等的鼻息肉形成的上皮破裂理论[26]。Tos等推测息肉形成最初是水肿粘膜固有层压力增大导致上皮破裂，粘膜固有层突出上皮上皮破损处，粘膜上皮通过破损边缘向中心生长趋于覆盖破损处，如果再生的上皮生长速度不足以覆盖疝出部位继续生长，或者粘膜固有层疝出部位继续生长，鼻息肉及蒂将就此形成，如果小的带蒂的鼻息肉已经形成，即使疝出部位彻底上皮化，鼻息肉也不会消失。而且，由于重力的作用，鼻息肉将继续生长。其过程包括以下几期：
鼻粘膜炎性细胞释放介质或引起炎性水肿导致上皮损伤、坏死、破裂、粘膜固有层的纤维组织疝出；
疝出部位上皮化，腺体形成；
因重力作用息肉增大、腺体拉长，已发育成熟的鼻息肉的上皮及基质发生变化，如假复层上皮转化为复层上皮。
Bernstein等[27]近年来的研究进一步发展了上皮破裂理论，并形成了多因素假说，基本内容为：鼻腔外侧壁空气动力学的变化，细菌、病毒以及变应性疾病等多种因素均可作用于鼻腔外侧壁粘膜，可能为鼻息肉病发生的始动机制，引起鼻粘膜的炎症反应，继之开始上皮破裂、粘膜疝出、再上皮化、新腺体形成、鼻息肉形成。此时，鼻息肉组织中的结构细胞如上皮细胞、成纤维细胞以及免疫细胞如T细胞、肥大细胞、巨噬细胞等均有合成GM-CSF、G-CSF、IL-4、IL-5、IL-8等细胞因子的能力，这些因子促进组织内嗜酸性粒细胞、肥大细胞、中性粒细胞的聚积，参与并加剧鼻粘膜内的炎症反应，影响粘膜上皮细胞Na＋、Cl-离子转运，即细胞Na＋吸收增多，Cl-分泌增多，导致进入细胞及间质内的水分增多，细胞及间质发生水肿，导致鼻息肉的发生。